疫情带给世界的3点影响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
但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在世界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主要有这3点：
1. 经济：重新反思全球化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可能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就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但我认为，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
2. 政治：种族主义抬头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
尤其是美国，此前一直揪着“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作文章；《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展开的。再举个例子，欧盟原本是作为欧洲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典范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欧盟国家又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
意大利、塞尔维亚急需帮助，但没有哪些欧洲国家可以帮他们。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3. 国际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摇摇欲坠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
（二）
未来10年：
中国要避开陷阱，我的6点建议
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对此，我有6点建议：
1.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