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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东方人” 亚裔美国人未来在哪

时间:2018-10-17
PING ZHU “这是你的信,克里斯蒂娜。” 高中辅导员把一封给一个叫克里斯蒂娜·金(Christina Chin)的女孩的大学推荐信给了我。过去四年我常和他见面。在我就读的这所新泽西州的公立高中,约有700名学生,只有不到20名亚裔美国人,而老师们经常把我们认错。其中一位老师住在我附近,从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她在课堂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校长办公室让我过去。我到了那里,校长说他想找一个名叫简·田原(Jane Tawara)的学生。 “我是丽莎(Lisa),不是克里斯蒂娜,”我告诉辅导员,不过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应该冒充克里斯蒂娜。她的成绩更好。 周一,在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原告将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申请人。该诉讼称,哈佛大学在“幽默”和“勇气”等人格特质评定中,给予这些申请人较低的分数,并拒绝合格的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该案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由一个名为大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s)的反平权行动小组和一群被哈佛大学拒绝的亚裔美国申请人领导,它有可能威胁到所有在招生中考虑申请人种族因素的大学。而在招生中消除种族方面的考虑,会对有色人种造成严重伤害,包括亚裔美国人。 当我读到这起诉讼时,我想起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申请大学的经历。在我被视为与其他亚裔美国学生毫无区别时——后来,在我从事的每项工作中,我都曾被人和其他亚裔美国女同事搞混——我愤怒的核心是,我们被视为缺乏个性,而且进一步来说,是缺乏人性。我与辅导员的交流远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它仍然令人痛苦:你是隐形的。你根本无关紧要。 这种叙事在我们亚裔美国人的词汇中是熟悉的。我的父母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在1960年代以学生签证来到美国。他们都是自己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纽约市相识,并赞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迁移到北美。他们从城市搬到了一个白人中产通勤族郊区,在那里养大了我。对于许多作为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受益人来到美国的移民子女来说,我们的起源故事集中在我们与白人的关系,以及阶级同化上。我们太美国了,或者不够美国。我们厌倦了让这个故事占主导地位。 在高中时,我通过拒绝反亚裔的刻板印象来把它们内在化了。我的数学和科学都很糟糕。我喜欢艺术和电影。我们并不是都长一样,我不像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会去上常春藤联盟学校并且读预科。但正如马克·曾-普特曼(Mark Tseng-Putterman)所写的那样,这种做一个“正确”的亚洲人的强烈坚持,出发点仍然是一种对他人观感的关注。 1965年的法律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亚洲移民,由此产生的亚裔刻板印象是,他们比美国的其他有色人种更富有,因为我们被视为比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并且更注重教育的价值:白人和亚裔都利用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为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辩护。这是一种有害和短视的刻板印象,用于消除更大层面上的有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公正政策的真相。同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近些年的纽约市,亚裔一直被列为贫困率最高的少数群体。 在亚裔美国人从平权政策中受益的同时,我们继续被反对它的白人保守派用作战略工具。针对哈佛大学的反平权行动诉讼是由保守派战略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开展的一项运动的结果,他也促成了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以及导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被破坏的诉讼。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提议取消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s Test),以使纽约市的特殊高中多元化,这些学校当中通常是亚裔占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相对较少,当时一些亚裔美国人的父母批评该提议是反亚裔的。 对于那些从历史上感到权力被剥夺的人来说,以“亚洲骄傲”为中心的民族中心观点是诱人的。而承认我们的集体愤怒和痛苦,承认我们如何既受白人的种族主义攻击,又鼓吹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感觉会陷入一种易受攻击的危险处境。 我家的故事远非唯一的那种亚裔美国人故事,尽管这是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故事,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中。这部分是取决于可以接触到那些媒体的人群,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让美国白人觉得舒服的故事,因为它仍然把他们放在中心位置。 只聆听——或者沉浸于——一种类型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虽然亚裔美国人口从2000年到2015年增加了72%,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有望在2055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但自18世纪以来我们的地位一直如此。我们被赶出城镇、被禁、被强制收容;我们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被关押、简单概括、杀害和驱逐。兜售模范少数民族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或文化力量。亚裔美国人仍因经济焦虑而成为替罪羊,包括被指责为从美国白人手中夺走高薪工作的移民,也包括被指责为从白人学生那里夺去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亚洲学生。 亚裔美国人,一个在1960年代形成的政治身份,由来自20多个国家的美国人组成,是一个既能赋权也有排他性的标签。亚裔美国人不仅仅是东亚人、异性恋者和中产阶级。他们当中还有酷儿和工人阶级;穷人和无证件者;南亚和东南亚人;菲律宾和中亚人。亚裔美国人的狭隘定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亚裔美国人在改变。新移民在继续扩张我们的社区,而1965年后的移民的孙辈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从小出生在美国。比起之前的几代人的经历,第三代亚裔美国人会对这种白人凝视少一些担忧吗——当辅导员和大学招生官拒绝将他们作为完整的人来看待时? 松田麻里(Mari Matsuda,音)在1996年写道,对亚裔美国人来说,拒绝成为她所说的“种族资产阶级”有多重要。我们可以错误地相信,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以被白人所接受,并以其他肤色的人为代价,获得他们那样的尊崇地位——一个例外主义迷思。或者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在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上团结一致,拒绝被用来维护白人至上主义。 凑近看我们的历史,审视我们所得到的、所付出的、以谁为代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我们的未来。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和尼基·黑利(Nikki Haley)或许是出色的亚裔美国共和党人,但我们的政治历史是由拉里·伊特里昂(Larry Itliong)、陈玉平(Grace Lee Boggs)、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朴宝琳(Pauline Park,音)这样的活动人士所塑造的。我们的亚裔美国人的未来,也将由我们的现在发展而成:纯亚裔郊区;族裔多元的唐人街;所谓成功,不应该只是通过好莱坞中的代表以及企业天花板的打破来定义,推动全体美国人——不只是选出的某一部分——的平等,才是成功。随着美国逐渐摆脱以白为规范,关键在于要想象和实现我们自己的种族未来。 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接受了一种新的政治教育,放假回家时,我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弄错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亚裔美国人,不是亚洲人,我们绝对不是“东方人”。 “我们不是美国人,”他们说,“我们是亚洲人。”至少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傲慢而把我从房子里哄出来。 “亚裔美国人,”我说。“不是亚裔亚洲人。” 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最近一次去新泽西的旅途中,我问两位从里根式共和党人转为坚定的奥巴马式民主党人,在2016年的初选中投票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父母,既然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算是美国人了。 “当然了,”我的母亲说。“我还能是其他什么人?即使其他美国人不把我看做美国人。” “嗯,谁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们,”我的父亲说。“他们想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跟我没关系。” 我希望他是对的。不管我们怎么被别人看待,我们才是最能看清我们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