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闻世界政治法律时政评论地产投资教育移民金融理财商机商讯文化科技大千世界衣食住行美容健康
当前位置:首页 > > 文化科技

戴季陶归葬成都昭觉寺的历史记忆

时间:2019-2-23

图像

 
 
文/桑宜川
 
昭覺寺,坐落于成都北郊,素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金頂紅墻的廟宇掩映在一片葱蘢的林木中,多年前就聽説民國大佬戴季陶先生歸葬在那里,是昭覺寺碑林中唯一安葬的“在家人”。戴季陶與昭覺寺究竟有何歷史淵源?蔣緯國歸根結底是不是他的親生兒子?“戴季陶主義”何以成爲整個民國時期治國安邦的主流思想?作爲蔣介石的“文膽”和“國師”,俗稱“把兄弟”,他生前又有怎樣的風雲故事?
2019年春節,我從加拿大回四川過年,終于得空暇前往,拜謁他的墳塋。據説,昭覺寺乃是佛敎禪宗五家七宗之一臨濟宗的重要一支,宋代高僧圓悟克勤曾住持昭覺寺,由於時代變遷,其墓地已劃在寺外的成都動物園地界內。時光流轉,到了清代,昭覺寺日漸成爲顯密兩敎同修的道場,民國之後,更成爲漢傳格魯敎派之祖庭之一,直至如今,香火依然很旺,尤其逢年過節,來自各地敬拜的香客絡繹不絶。
在巴蜀歷史文化中,昭覺寺的前代方丈清定是一位傳奇人物,下江人,早年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五期步兵科,曾任國民黨中央高級黨政軍訓練團少將政訓主任。正當人生處于上昇時期,他卻于1941年在重慶上清寺剃度出家,同年在昭覺寺受具足戒,完成了比丘受持的戒律。隨後在成都南門外石羊場的近慈寺,漢地十大宗派之一的道場,成爲高僧能海的嫡傳弟子,學修密法,深得其要。
1949年後,賀龍率部入川,昭覺寺遂成爲軍機駐防要地,隨後幾年,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鎮反指令,大多出自這座千年古剎,因爲彼時金牛壩賓館尙爲建成。十年“文革”浩劫之後,清定住持昭覺寺,得使法炬重燃。他在晩年慨然接納戴季陶,歸葬成都昭覺寺,看似偶然,實則與他自己的人生歷程有密切關聯,因爲戴季陶曾在周恩來之前,是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國民黨元老,他們彼此算是舊雨,淵源甚深。若説清定法師爲戴季陶善後,出自“惺惺相惜”之舉,應非妄語。
還記得上世紀文革時期,曾與小夥伴們騎自行車去過昭覺寺,從九眼橋出發,穿城而過。那時北門外很荒蕪,交通不便,路途仿彿很遙遠。寺廟坐落在一片郊外田疇與林盤之中,周遭顯得靜謐,惟有夏季來臨,水田里的蛙聲,樹梢夏蟲的鳴唱此起彼伏,不絶于耳。彼時,寺里成了兵營,駐紮了許多“支左”的軍人。就在這佛門禁地,赭紅色的墻上糊滿了各種“萬歲”標語與“大字報”,舉辦過“武斗”的各種槍械、鋼釺、血衣、罹難的靑年人遺照等實物展覽,曾是荒誕歲月里的奇葩故事。(上圖:清末年間,昭覺寺外的村落與林盤,由加拿大傳敎士拍攝)
如今的幾種成都史志均記載,如今一墻之隔的成都動物園,歷史上屬於昭覺寺的林盤,佛門禪修之地。這次重訪昭覺寺,不期恍若隔世,過去的馬路早已不復存在,在鋼筋混凝土的高架橋下面,在高樓群落里,我終于找到了這座千年古剎,除了寺內的晨鍾暮鼓,及飄散的爐香,周圍的鄉村景色不見了踪迹,再也回不到最初。
 
    历尽劫波今犹在
   戴季陶魂归故里
回望歷史,1993年11月27日,昭覺寺舉行戴季陶骨灰安葬儀式,清定法師和昭覺寺的師父們做了法事,戴季陶終于得以在昭覺寺的禪林長眠。1996年9月,蔣緯國寫信給清定法師表達謝意,緣由爲“義父傳賢先生夫婦靈體得安塔寶寺,多蒙上人全寺法僧等照顧。”佐證了戴季陶歸葬昭覺寺在台灣引起的回應。緑樹掩映的碑林位于寺廟後院,里面葬着不少圓寂的和尙。就在這里,我找到了戴季陶的墓碑。與鄰近寺僧的靈塔相比,戴墓顯得很普通,並不特別惹人注目,惟有墓碑上的古體碑文,用篆體書寫:“吳興戴傳賢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鈕氏有恆合葬于此”,由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書寫,彰顯出墓主定有不同尋常的身世。
如今的昭覺寺方丈演法説,“通常寺廟里只安葬出家人,碑林里葬着一些圓寂的和尙,供香客們拜祭,如今在家人的墳墓只有戴季陶一個,也是因了機緣巧合,算是戴季陶跟寺院有緣。”正是天蒼蒼,地悠悠,原來這靑燈素帳,虛堂向壁的千年古剎就是民國元老戴季陶的人生最後歸宿。記得前幾年讀過他的傳記,內文用平和的語氣記述了1949年2月12日發生的故事。
那一天,戴季陶在廣州東山東園寓所仰藥去世。或許如今世人不宜草率地將他的宿命歸結爲“自殺”,這個字眼對於不願去台灣避難的他不免顯得過于悲涼。不久,他的靈柩在其子戴安國護送下,載運至成都,與夫人鈕有恆合葬于當時的成都外西棗子巷戴母黃太夫人的墓地。鈕氏先走一步,于1942年去世。如今棗子巷一帶街區已無從尋覓戴家墓園的踪迹。昭覺寺里的戴季陶墓園有大陸官方認可的中英文簡介,原文記述“戴季陶歿後,其遺骸幾經波折,于1993年歸葬昭覺寺,成爲唯一安葬在寺內的在家人”。其中的“幾經波折”四字道盡了社會變遷中的世態炎涼。(上圖:成都昭覺寺戴季陶墓園簡介)
如今,關於戴季陶的死因,歸納起來,坊間大致有三個版本:其一説他對時局悲觀,認爲國共分野,,民國政府下台已成定局,無力再挽狂瀾于即倒,悲傷之下,刻意仰藥而遁世;其二是説他因公開拒絶去台灣避亂,有變節嫌疑,被黨國做掉;其三亦是他殺版本,源于日本間諜南造雲子案,國民黨高層懷疑戴有包庇、通風報信及故意放走南造雲子的賣國嫌疑,案情重大,在特殊時期,旣然不願去台灣,乾脆做掉了事。蔣與戴雖有自日本同窗的金蘭之交,彼時派系林立,已難以長袖善舞,保他不死。歷史眞相究竟如何?如同國民黨軍統大佬戴笠之死因,至今仍衆説紛紜,版本迥異,歷史眞相許是驚天密笈,惟有留待後世學者探謎。
從心智上説,戴季陶是一位地道的讀書人,常懷悲天憫人之心,但又不能眞正做到離塵出世,內心矛盾交織的痛楚正是導致他屢有自殺念頭和行爲,也鑄成他一生的悲情命運。其實,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戴季陶以他的黨國元老身份,原本可去台灣。但他最終選擇留下來,這背後的故事耐人尋味。戴季陶去世以後,靈柩從廣州運到成都,暫時停放在文殊院,共49天。這期間,四川省各界人士爲他舉行公祭。1949年4月3日,是舉行戴季陶葬禮的日子。他曾下葬在戴家花園,即如今成都棗子巷的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地盤,不少老成都人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如今已灰飛煙滅,不復存在。1949年8日,蔣介石頭離開成都的前一天,他帶着蔣經國從北校場的黃埔軍校本部出發,驅車前往棗子巷,與戴季陶墓作別。1949年後,被秘密地移往西門羅家碾的河邊林盤。遲至1990年,才尋找到遺骨,三年後,其骨灰安葬在了昭覺寺。
據戴家後人回憶,1988年,蔣家二公子,時任台灣陸軍二級上將、國安會秘書長的蔣緯國通過特殊管道,向大陸方面探尋戴季陶葬身之處,知道了“文革”時其墓又遭盜掘,時過境遷,遺骨已無處可尋。蔣緯國大約是心有不甘,1989年下半年又派私人代表聯繫到李烈鈞將軍的公子、時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贛駒,請他幫助尋找戴季陶遺骨。李贛駒請示中台辦獲首肯後,由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多名有經驗的偵查員,與四川省公安廳聯合展開調查。
調查的重點放在尋找當年盜掘墳墓的人身上,也屬萬幸,居然還找到了這個人。據其陳述,在70年代的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生産隊修建便橋,看上了戴墓里的那幾副棺木板,掘墓後將遺骨埋在了一條小河邊。經過現場辨認搜索,終于找到了三個頭顱和一堆遺骨。經法醫鑒定,這三個頭顱爲一男二女,與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確定就是戴季陶夫婦並其母。
如今可知,根據戴季陶親屬及台灣方面的意見,原計劃將戴季陶遺骨安葬于其祖籍地浙江湖州,連墓園的圖紙都設計好了,但遲遲未有湖州方面的回應。安葬之事無法落實,經蔣緯國同意,戴季陶遺骨在大陸火化後運往台灣。蔣緯國爲戴季陶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據説蔣緯國將戴季陶的骨灰放在台北官邸內守靈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由於戴季陶生前並不願前往台灣,因此將戴季陶的骨灰留在台灣並不是長久之計,蔣緯國一直在尋找着將戴季陶骨灰遷葬大陸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情况下,成都昭覺寺方丈清定接納了戴季陶歸葬寺里。
回望歷史,1935年後,戴季陶曾數次回廣漢探親掃墓,並向縣圖書館贈送書籍,1941年戴季陶倡導編纂廣漢縣誌,敦聘國立編譯館人員組成調查團,于次年完成《廣漢調查報吿》。戴季陶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敎徒,法名不空、不動,具有很深的佛學素養,是近代中國佛敎的重要護持者之一。(上圖: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期間與蔣介石合影) (上接0223期)
“九一八”事變後,他以諷誦經咒爲其日課,並會同蒙藏佛敎領袖,舉辦各種護國息災法會,率全國善信發願救國。種種因緣,使得戴季陶在經歷身前身後的波折之後終于得以回歸桑梓,安眠禪林,不能不説是一個很好的歸宿。
 
塵封的歷史,戴季陶與蔣緯國原來是父子
多年來,關於蔣緯國的身世衆説紛紜。上世紀90年代初,由蔣緯國多次口述,台灣《聯合報》記者汪士淳整理而成的蔣緯國自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于1996年,蔣緯國八十大壽之際出版。自傳里道出了蔣緯國的身世之謎。文中寫道:“蔣介石在日本與戴季陶共居時,戴季陶結識了當地的護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懷孕了,並且于民國五年10月6日産下一子,這個孩子便是蔣緯國。金子生下蔣緯國幾年後就過世了。”
這一段文字出自蔣緯國口述自傳,可信度甚高。1989年1月11日,蔣緯國曾以蔣經國逝世一年來的感受爲題在台北發表演講,首次在公開場合談及自己的身世:“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戴季陶,做誰的兒子,我都願意。”此語並非空穴來風,事出有因,進一步佐證了戴季陶與蔣緯國的親生骨肉關係。
在國民黨元老中,戴季陶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祖籍廣東,但出生在四川廣漢連山鎮。他早年留日,加入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長達12年,並于黃埔軍校成立後先于周恩來,擔任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孫中山去世後,戴又輔佐蔣介石長達23年,屢任要職。按照當下的江湖話語,結拜兄弟也就是“鐵哥們”。戴季陶的妻子鈕有恆,出身湖州世家,也是早期的同盟會會員,膽識出衆。她比戴季陶大5歲,戴對她敬畏有加,稱爲“姐姐”。兩人于辛亥年結婚,婚後鈕氏對夫君管束甚嚴,國民黨高層戲稱“河東三獅”之一。另二人爲汪精衛發妻陳璧君,胡適發妻江冬秀,周作人的日本發妻羽太信子尙不算在內。
在戴氏家族中,戴季陶與發妻鈕有恆生子戴安國。第二任妻子乃是鈕有恆的外甥女趙文淑,生女戴家祥。妾趙令儀乃是民國政要張靜江的義女。除此而外,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期間,與日本女人重松金子同居,重松金子生子蔣緯國。(右圖:戴季陶與發妻鈕有恆合影)
戴季陶發妻鈕有恆天生具有慧根,七歲時便潜心向佛,長年吃素,清心寡欲,畢業于浙江吳興女學堂的手工專修科,也與秋瑾交誼甚篤。1911年她加入同盟會,深得孫中山器重。1937年,抗戰事起,她隱居上海,拜佛爲生。1942年4月,輾轉千里,來到四川尋夫,受戒落髮,穿上僧服,5月到達重慶,居住在上清寺陶園,修持更加精進。9月15日,忽然因腦溢血逝世,年57歲。在這之後,戴季陶正式娶其外甥女趙文淑爲妻。
蔣緯國的一生,對外的公開名份是蔣介石次子,其實是戴季陶的親生兒子,是戴與日本女人重松金子同居時所生。1914年,蔣介石在上海計劃發動武裝行動,因敗露而流亡日本,在那里與戴季陶早夕相處,同舟共濟,故有生死之交。其間,戴季陶結識了當地護士重松金子,1916年10月6日,金子産下蔣緯國。
幾年後,金子過世。戴季陶天生懼內,深知發妻鈕有恆的剛烈性情,若知此事,後果將不可收拾。因此在金子攜子到中國,找上門來時,懾于妻子的氣場,不敢相認,只好“托孤”給蔣介石,認其爲子。蔣介石仗義,爲其子取名緯國,送予在上海結緣的側室夫人姚怡誠悄悄撫養。從此,蔣緯國便成了蔣介石和側室的孩子,留存于現代中國的江湖史冊。
戴季陶與發妻鈕有恆所生的兒子戴安國,後來拜蔣介石爲“義父”,與蔣緯國情同手足,像弟兄一般,過從甚密。戴安國在大陸任民國交通部民航局局長,後在台灣任過“中信局”駐歐代表,還在空軍服過役,以中將銜退役。1984年11月11日因胃癌在台北去世。戴氏家族的輝煌也就隨之中落。
 
日本硏究之里程碑,戴季陶的《日本論》
戴季陶于1891年出生在四川廣漢連山鎮,少年時期便赴東瀛日本留學,長達十餘年,算是最老派的留日學生。民國初期,他不僅是孫中山的秘書,國民黨元老,日本硏究專家,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硏究者之一,他的治國安邦思想被廣泛地稱爲“戴季陶主義”,主要來自于日本學者筧克彥和小西三七。這二位先師對他的一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末年間,他親歷了中日關係最錯綜複雜的階段,他對日本的瞭解是一般人無法比擬的。
他的《日本論》一書初版于1928年,不僅介紹了日本社會和文化諸特徵,更揭開了隱藏在其下的深層原因,被海內外學界視爲硏究日本的重要著作。如今《日本論》已成書八十餘年,對於中國讀者瞭解日本的國情、民族性格、風俗習慣,以及中日關係的發展與變遷依然有很大的幫助。
如今從學術的視角來看,日本學者筧克彥對戴季陶的思想影響是在深度上,而小西三七則是在廣度上。筧克彥(1872-1961年)是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時的老師,是著名的法學博士、公法學者、神道思想家。由於他是在講授中國歷史課程時論及開明專制論,當年的陳天華、汪兆銘、胡漢民等一代中國留日學生受其影響也很大。筧克彥作爲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的憲法學者,成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對外國策的理論支柱之一。
1927年,戴季陶在《日本論》中介紹説:“我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筧克彥〕的啓發不少。”這種啓發就是戴季陶關注到了日本國民具有共同信仰,即神權思想這個特點,並將此特點轉換成一種嶄新的方式,應用在中國的國家統治上,逐漸形成了“戴季陶主義”,影響了整個民國的治國安邦策略。關於這一點,同樣留學日本的一大批留日歸國學生則鮮有達到如此的理論高度。
在現代中國對日本社會與國民性的硏究中,唯一能與戴季陶的深度比肩的是周作人。他早年也留學日本,對於日本的文化與生活有着一種特殊的喜愛,尤其是對日本文學的硏究十分深入,翻譯有不少日本文學名著。二十世紀初,日本加快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周作人成爲當時中國較早對日本有深刻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從開始的專注于純日本文學硏究,轉向對日本國民性的探討和深思,對日本的武土道精神、萬世一系的神國觀念均做了深刻的檢視和剖析,並在此基礎上,對於中日關係的現狀和前景提出了種種假設和建設性意見,如今可參見其論著《周作人論日本》,與戴季陶的《日本論》一道,成爲了日本學這一學科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包含着學人的眞知灼見,就是在今天讀來,仍不無借鑒和警醒的意義。
戴季陶最早關注到日本具有共同信仰,是在討袁運動期。在後來的五四運動時期,他認爲這種共同信仰創造出軍國主義而予以批判,但到了國民革命期,他認識到日本人的國體觀念來源于神權的民族思想,神權思想是日本建國的基礎,神權思想産生出信仰力和尙武精神,這是導致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個原因,給予稱讚。這種認識對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理念産生了重大影響。他贊賞日本人的信仰力的目的是希望中國人也能擁有一種共同信仰,此即三民主義。“戴季陶主義”作爲貫穿民國時期的主流思想,正是把三民主義提陞到國家意識形態水平上的一種思想。
另一個對戴季陶的思想産生影響的是小西三七。1904年,13歲的戴季陶在成都客籍學堂因學校風波被勒令退學,在失去學習機會而陷入苦境時,得到了日本敎習小西三七的幫助。他來華後,先後成爲“四川通省師範學堂”和“四川高等師範學校”,即今天的四川大學前身的敎師,敎授物理和化學二門課程。當時,日本敎習大多通過翻譯上課。擔任小西翻譯的人留日不足三年,且未畢業,誤譯很多。戴季陶常爲其糾正,並在其請假或遲到時,代其翻譯,展示了他的早期語言稟賦。
清末民初,戴季陶追隨孫中山,長期擔任孫中山的日語翻譯及對日外交工作。戴季陶自己對日本有深刻的理解,而孫中山作爲領軍人物,其日本觀是非常物化的。當兩人有不同看法時,戴季陶通常是遵從孫中山的對日策略。如在辛亥革命時期,戴季陶的日本觀是敵視日本的,但在討袁運動時期,孫中山因革命需要日本支援而始終提倡日中提攜,戴季陶則完全遵從了孫中山的意願。戴季陶與日本的人脈關係甚廣,親身目睹了當年日本各界人士對中國革命的幫助,認識到了日本的重要性,從而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提倡日中提攜論。在今天看來,無疑是一個中國書生修身齊家,治國安邦的宏大叙事。
 
民國考試院院長,一介書生戴季陶
從1928年至1948年,戴季陶任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相當于如今的“中組部部長”,或“國家人事部部長”之銜。他年僅37歲時,即被蔣介石任命了這個職位,是民國歷史上最年輕的五院院長之一。除了北洋政府時期,他幾乎掌握着整個民國時期的“黨政幹部”考核與任免大權。
他們二人是“把兄弟”,也就是如今的時尙用語“鐵哥們”。他長期擔任蔣介石的“文膽”,有其“國師”之稱。二人相識于日本,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戴季陶一直是他的主要助手。國民政府考試院由戴季陶從無到有一手組建,因此留下了濃重的個人痕迹。(上圖:戴季陶(右二)與蔣介石等合影)
史料記載,民國時期,爲官不僅要考試,還要有政績。國民政府考試院先後頒佈《公務員任用法》、《現任公務員甄別審查條例》、《官吏服務規程》、《文武官員宣誓令》、《公務員奬懲條例》、《文官考試法》等規章制度,這些都是戴季陶一手制定的,構成了國民政府選人用人的制度體系。(上圖:戴季陶(右二)與蔣介石等民國政要共進午餐)
戴季陶本人有強烈復古思想,因此在原南京武廟的廢墟上建造考試院辦公駐地,將昭忠祠及武廟兩側的千倉師範、千倉山館和觀音廟會形成的“大市場”一併徵用,佔地數百畝。先後建成明志樓、衡鑒樓、公明堂、寧遠樓、待賢館、華林館等建築。整個考試院建築群緑化非常好,清靜雅致,院內衆多亭臺樓閣保持清代風格,古意盎然,考試院的匾額由戴季陶親筆書寫。
其中寧遠樓是考試院辦公大樓以及戴季陶辦公室“詩賢館”所在處;華林館是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休息的地方;武德樓是考試院秘書處、參事處、銓叙部辦公室;寶章閣是考試院檔案庫;明志樓是考試院主考場,是公職人員選拔考試的地方;衡鑒樓是考選委員會辦公室;公明堂是典試、襄試委員會評閲試卷的地方。(右圖: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本部)
1928年9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宣稱全國進入訓政時期,並決定以五院制組成國民政府,組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分別執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權。其中考試院可不是管敎育考試,而是掌管選拔人才,理論上來説國民政府的官員、公職人員都要通過考試院考試選拔,從1928年到1948年考試院院長一直是由戴季陶擔任。
由此可以看出,戴季陶與他的“戴季陶主義”對民國時期的人事任免,思想,敎育與學術發展産生過深刻的影響,今後也將會對現代中國的人文歷史硏究具有啓迪作用。因爲種種原因,如今對其硏究較少,或刻意塵封,或付諸闕如,乃是一個非常現象,包括他歸葬在成都昭覺寺的往事,即便是老成都人,也鮮爲人知。他是民國官場里的讀書人,但卻是做官做得最長久,最爲顯赫一時的人物,就連蜀中文人郭沫若們混迹民國政府多年,都只能望其項背。
 
戴季陶,《中國共産黨黨綱》起草人
値得一提的是,戴季陶不僅是國民黨的黨綱《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還參與過共産黨的籌建,起草了《中國共産黨黨綱》。1930年2月,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吿中講到:“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沈玄盧----。”如今考證,其説並不準確,應該是陳獨秀、戴季陶、沈玄盧、陳望道、李漢俊、施存統、兪秀松,共7人。除戴季陶臨場脫黨之外,另有三人隨後脫黨,計四人,留者僅陳獨秀、施存統、兪秀松三人。關於脫黨事宜,戴季陶在一大成立前日,去函表達了苦衷:“已與國民黨關係太深,因忠於孫中山先生,不能參加共黨組織。”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對陳獨秀堅持要將“消滅私有財産”寫入黨章不滿。君子之交,亦難免有不同見解。那一段時期,李大釗與陳獨秀均受到通緝,只好“大隱于世”,藏匿于北平。因此,在中共一大會議上,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接受老師陳獨秀的委託,主持會議,宣讀戴季陶起草的黨綱,13位代表通過了這個黨綱,並推舉陳獨秀任總書記。這便是在中共史書上所看不到的“第一頁”史實。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戴季陶無疑是一個重要而又複雜的歷史人物。辛亥時期,他是革命斗士;五四時期,他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者;國共合作破裂後,他成爲了著名的國民黨理論家。早年,他曾積極支持五四運動,並熱情歡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眞硏究並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勞工運動,對帝國主義也猛烈抨擊。他的最具唯物史觀的文章《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他還以《星期評論》的民意,約請黨朋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陳望道後來回憶到,他在翻譯中所依據的《共産黨宣言》日文版就是戴季陶給他的。
誠如戴季陶自己所説:1919年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來最滿意的一年”,因爲這年發生了“一個大大的群衆運動”,“雖是在半年多的當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覺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藝術,越做越高興,越忙越快活。所以,這過去一年間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遠無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腦筋中留住一個不斷的憧憬”。
在此期間,戴季陶撰寫的文章在思想上都呈現出左傾,影響廣泛。周恩來後來與美國友人談起自己的革命經歷時説:“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靑年》,都是進步的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瞿秋白也説:“五四運動之際,《新靑年》及《星期評論》等雜誌,風起雲涌的介紹馬克思的理論。我們的前輩:陳獨秀同志,甚至於李漢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此可見,成都昭覺寺里長眠的戴季陶曾是怎樣一位了不起的現代中國歷史人物,只可惜如今被刻意塵封了!(上圖:成都昭覺寺大門前的佛墻)
抗戰歲月里,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在無數社會名流,包括宋慶玲,胡適,劉半農在內的聯名呼籲下,從南京老虎橋監獄被釋放出來後,從此遠離政治,流落長江邊上的四川江津鄉下,生活陷于困頓,戴季陶受蔣介石委託,曾由重慶親往探訪,展現了民國政府對其晩年的關心,如今留存的不少珍貴歷史圖片,眞實記録了那年那月的場景。(左圖:陳獨秀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囚照)
陳獨秀在江津去世後,除了本地鄉紳爲其舉行了下葬儀式,戴季陶再次受蔣介石委託,派政要及學者一行,其中有當時從重慶前往的敎育部長朱家驊,從李莊前往的傅斯年,董作賓,梁思成等著名學者,“聚衆”弔唁,極具哀榮,留存世紀佳話。不期自己幾年後,死于南粵,竟也歸葬蜀中,秀才“造反”均未成功,同樣身後事,留下無盡凄涼。
往事悠悠,我在寺院里兀自閑走,徜徉在碑林中。在一株冠蓋如雲的千年黃葛樹下,看着香客們慢節奏地敬香,磕頭,香爐里陞騰出的煙霧,隨風飄散,就像歷史往事。據説這樹已生長了千年,在其樹心則包裹着一塊石碑,這樹也就成了樹包碑。坐在樹下,我仿彿看見,那樹包碑才是戴季陶的最後人生歸宿。
(右圖:筆者在戴季陶墓碑前留影)2019年2月18日修訂于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