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的羔羊 –- 红顶作家李广田的人生悲剧
文/桑宜川
上世纪“文革”初期，原云南大学校长，著名电影《阿诗玛》编剧李广田先生含冤屈死，弹指间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与那些倍受磨难的上一代文人学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带走了他们曾经发出过的报国之音，曾经有过的满腔热情，曾经甘愿为了主义去殉道的信仰，时至今日，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悠长尾音，也终将消歇。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我总觉得倘若没有了他们留下的无数悲情故事，以泣血的历验来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惨死，生命就不存在的意义。作为观照，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许就不会真正懂得反思，不会留住“明礼义、知廉耻”传统，不会守护良知，不会把神还原为人，因此，倘若听任历史记忆的逐渐消失，熟视而无睹，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便从记忆里读出的都是泪水，也是有益的。
历史记忆：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那是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先生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处名叫“莲花池”的水塘中，后来被广泛地认为死于自杀。按照当年的说法，这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或者干脆简称为“叛党”或“叛徒”二字，一沾上边，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也替施虐者脱尽了干系，不承担草菅人命的任何法律问责。
然而，据目前的文革史料记载，至翌日被人发现时，李广田先生满脸呈现淤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后脑勺上有明显的打击伤痕，可见被谋杀的证据确凿。后来，许多人曾对于李广田的死因提出异议。但是那年那月，中国的公检法彻底瘫痪，没有谁敢去帮李广田验尸，调查死因并写成文字。因此，他的遗体很快就被狷狂的红卫兵运走，自作主张地火化了。（左图：1979年10月12日，叶圣陶、夏衍、周扬（前排左起）胸前佩戴着白花，表情悲戚，在北京出席亡友追思会）
这个莲花池可不是普通的荷塘水榭，水深莫测，相传是佛家命理中结束生命的好去处。明末将军吴三桂的爱妾，苏州名妓陈圆圆就曾于此投水自尽，诗词佳句“冲冠一怒为红颜”讲述的就是这段传闻，一代天骄，转眼间就这样香消玉殒。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全民经商之风日盛，莲花池周边食肆林立，云南佳肴“过桥米线”的生意最为兴隆。池塘边立有的新刻不久的石碑，记载陈圆圆的身世事迹。但在附近却没有李广田先生在此罹难的任何文字或碑文，让我想起了老舍先生投水的北京太平湖，至今湖边也寻找不到任何碑文，只有湖边摇曳的芦苇丛，在寒风中发出的沙沙作响声，默默地述说着那一段
让人欲哭无泪的悲情故事。
其实，现代中国的士者从来就不乏屈死的和怨死的题材，文革期间因自杀，或称之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学者何止成千上万？还记得“四人帮”受审时，最高法院院长黄火青宣读的政府报告里就讲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计有十四万人之多！其实，民间记忆远远超出这一官方统计数字。迄今为止，历史还没有忘记他们，不胜枚举：
史料记载，报人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写下《与妻诀别书》后，于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证明自己清白的殉道者；紧接着，作家杨朔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绝望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第一红色秘书田家英因受奇耻大辱，在中南海庭院里上吊自杀；戏剧家老舍也于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与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杀；国学大师熊十力，绝望于国事日非，于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以死抗争；才华横溢的文学翻译家傅雷9月3日偕妻双双自缢身亡；头牌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华园家里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他的死曾令“龙颜”震怒，认为拂逆了他的面子。
最令人惊悚的文人故事莫过于《光明日报》社总编储安平因言获罪，当了几年的大右派，还没缓过秽气来，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脱，再次成为红卫兵们攻击折磨的对象，任意辱骂，拳打脚踢，捆绑游街，无所不为，受尽人身侮辱，最后忍无可忍，他于1968年8月的一天离家出走了，从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成为了“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共和国惊天悬案，堪比由法兰克·戴伦邦特执导的，荣获奥斯卡七项大奖的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甚而比后者更为悲情。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规红色教育，多来自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上曾读过的那些优美课文，均为精选出的中国现代散文典范，然而殊不知这些课文作者的人生命运多劫，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和怨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书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飙里挣扎求生，内心之惊恐可想而知。曾几何时，跑龙套的“家丁们”也都握有了生杀大权，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思维行事，以言治罪，草菅人命，对知识分子这个弱势群体任意施虐，这或许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弔诡。
当年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公和不义无人能够阻挡，因而使得李广田们的死亡成为超出生命常态的现象，弥漫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在当下作家的字里行间，在公开出版的读本里鲜见对于这类死亡的记忆与叙述，付之厥如。那一年的李广田或许是陷于集体狂热中发自内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划为右派的境况中为了自保，违心地撰写长诗称颂毛泽东是“父亲”，无论出于哪一种衷曲，终竟也未能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然而，这一切都真实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过往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多劫。
逝水流年，倍受推崇的红色作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先生以诗和散文著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入读北大外语系，先后在《华北日报》副刊和《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时称“汉园三诗人”。他的散文朴实、淳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花潮》、《山色》等优秀作品脍炙人口，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冯至先生曾说：“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是很高的评价。
李广田出生在山东邹平的王姓的农家，因家境贫寒，从小过继给舅父，改姓李。1923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思潮、新文学。他于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后回济南中学教书，曾与山东老乡季羡林，我祖父桑常山一道共事，任中学国文教员。1941年秋至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中文系教书；随后不久，他带领联大学生辗转到了四川成都附近的德阳县罗江小镇，在那里开创了国立六中四分校，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到校任教，例如孙东生、马克先、桑常山、方敬、陈翔鹤、陶稷农等诸位先生，被称为“国统区”的一所红色中学。国立六中，这所战火中诞生在“大后方”的山东流亡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战后复兴的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李广田先后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既是红色诗人，人文学者，又是教育大家。（上图：原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先生伉俪）
至今我还珍藏着李广田先生主编的几册《锻冶厂》，这份文艺杂志创刊于1939年年6月1日，到1940年7月1日终刊，在一年时间共出版了十期。是设在四川罗江县的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的校刊，但又不完全是校刊，主要面向省内发行。经费系由学校伙食费结余中拨出，写稿人主要是本校教师和学生。刊物上印着“锻冶厂编委会主编”，实际是李广田负责。他在撰写“编者的话”时，面向校外读者的话语为多。当时因为日机空袭影响，加上成都印刷困难，刊物未能每月按期出版，最后不得已而停刊，如今已成为抗战时期民国教育刊物中的珍贵文物。（上图：李广田所著长篇小说《引力》封面）
国立六中的校史记载，该校先后收容了五千多名山东的流亡学生，正是在李广田和诸多前辈先生的培养下，高中毕业的1700余学生中，考入大学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就是拿到现在看，这个入学率也是惊人的。在当年大后方的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川大、武大、复旦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流亡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有国立六中学生的身影，国立六中也因此载入了现代中国教育史册，流芳百世。
李广田与他的《阿诗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生活在云南的作家公刘、黄铁、刘知勇等人开始研究、整理《阿诗玛》的民间传说故事，但在1958年，他们先后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被迫中断了这项工作。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李广田接受了继续整理《阿诗玛》的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彝村，听取撒尼人讲述阿诗玛的故事，最后整理出了一部彝族和撒尼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出版的时候，李广田也被打成右派。尽管如此，这部长诗还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广田也是著名电影《阿诗玛》的编剧，由刘琼拍成同名的音乐电影，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电影的经典之作。
这部影片曾滋润过我们这一代人在少年时期对七彩云南的美好遐想，云南“阿诗玛”与广西“刘三姐”类似，借用一句时尚的语言，曾是我辈的“梦中情人”。如今“阿诗玛”作为艺术形象，已成为一个亮丽的云南旅游文化符号，可谓家喻户晓。该剧的主要演员杨丽坤在1966年也受到残酷迫害。当年她年仅24岁，正是青春韶华，对人生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向往，竟被当作“坏分子”和“修正主义苗子”多次批斗游街，被塞进不能直立的舞台下面，在黑暗中长期关押，并且多次遭受毒打，最终精神失常，终身未能彻底恢复。她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去世，年仅58岁，一代名伶就这样被毁了，令人惋惜。与编剧李广田之死得惨烈相比，演员杨丽坤的人生结局则显得凄美，令人闻之落泪。
那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诗玛》成了李广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史料记载，他被监禁起来后，受到严刑拷问。罪名之一是他将民间传说中的阿诗玛和阿黑的兄妹关系修改为男女的情爱关系，是在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罪名之二是剧本里的男主角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让路，河水还要倒流，骏马还会衔着花去报信，是宣扬超人。中国没有超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只有一个“伟大领袖”。当然批判斗争会不是文学艺术研讨会，纵使李广田有七八张嘴，也不能将心里的话向这些“家丁们”说清楚。如今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罪名，令人欲哭无泪，啼笑皆非。（上图：电影《阿诗玛》中女主角杨丽坤剧照）
于是，李广田被“红卫兵们”扭着胳膊，拉上台去批斗，他的脖子上挂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阵阵口号声中被拖出去游街示众，在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下被罚跪，被拳打脚踢，一个知识分子的颜面被彻底扫荡。在全国各地暴虐知识分子的狂潮中，李广田最终被迫害致死的人生结局仅是一个缩影。他与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历经了许多人生的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或许促使我们后代学人能从他们的人生悲剧中更为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留不住的是韶华，挥不去的是记忆。
我们在回顾李广田先生的惨死遭遇时，如果将他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时期，这一悲剧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时代大钟，或可返回到起点，但已不是昨天。书写历史的标点若是问号，历史的幕后故事就会是惊叹号。《诗经》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历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镜”，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拂去表面的尘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会重新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李广田们的人生悲剧似可引为后世之诫，不会因为朝代更迭，岁月变迁，时光流逝而失去其鉴，唯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 2018年11月19日完稿于加拿大温哥华